改革创新

如果北方单季农业地区一个农业劳动力能种100—120亩地，中南部双季农业地区一个劳动力能种50—60亩地，其劳动生产率就能达到或超过二、三产业的水平，农民就能成为一个体面的职业。

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要以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为通过改革推动发展方式转变，释放新的发展动力提供了契机伴随着城镇化、家庭规模小型化的推进，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潜在刚需和被压制的改善性需求将会释放。

三是，部分城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住房已经供过于求。  2014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低迷，在政府相继出台的增加铁路投资、降低小微企业税负和定向降准等微刺激政策的推动下，再加上欧美经济复苏促使外需逐步好转，经济增长出现底部回升的微弱迹象，但是复苏势头并不稳固。2014年1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同比下滑3.3个百分点，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同比下降了3.4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测算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将整体投资增速拉低了多达0.7个百分点。第三，三四线城市主要是结构性供给过剩而非绝对性供给过剩。第三，房价下行态势已经局部显现并不断蔓延，居民家庭尤其是持有投资性房产家庭的财富将随之缩水，其消费意愿将被拉低。

这就意味着房地产相关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了17.5%，平均每年能够拉动GDP增长1.7个百分点。例如，政府可以在房价出现过快下滑态势时放松限购政策，重新激活此前被锁定的投资性住房需求。工资固然高，竞争力更高。

其中一个原因是越南人的工资是我们的四分之一，但越南人干出的活是中国人的十分之一。不跟低端的产业竞争，也不可能马上进入高端产业。因为越南的劳动力便宜，我们的工资是他们的4 倍，劳动工资的差别很大。当我说中等收入相当于中等技术的时候，就是对应中等的竞争力、生产力和创造力。

有了宏观经济学和宏观调控政策，算是解决了。问题出在哪儿？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看看那些在中等收入阶段停滞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收入高于技术（我把竞争力、生产力、创造力都归结为一个词，叫做技术）。

我们现在更理解历史，更理解为什么产生了马克思，为什么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潮，为什么现在左派思潮兴起，都是在这样的阶段。入不敷出这个问题永远是两个原因，或者是收入太高，或者是技术退步。这些问题担心不担心呢？确实担心。收入差距的问题，有了社会保障，比以前好一些，但仍然可能出现动荡。

我理解的中等收入陷阱，一是中等收入阶段差距特别大，一是有发达国家作参照系，特别容易对福利提过高要求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动荡。进入 樊纲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中等收入陷阱 。过两年又把厂子搬回来了。如果劳动生产力的上涨比工资上涨速度还快的话，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是下降。

于是，高不成低不就，低端产业和高端产业都发展乏力，形成产业空心化，掉入陷阱。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高等技术不是问题。

与此同时，又没有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现在定义4000美元就是中等收入，到1万美元也赶不上现在那些高收入国家的教育水平。

我们的收入差距在拉大，从发达国家早期到现在的发展中国家，都是经历过的，也没这么特殊。那个时候市场经济两个问题，一是收入差距拉大，二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又或由于某种原因引发生产力停滞，社会动荡，这才叫陷阱。算下来还是中国的生产力更高、竞争力更高、劳动成本更低。如果这两个速率相比，甚至技术进步的速率高于中等收入增长的速率，都没有问题，竞争力会不断提升的，工资可以不断上涨。马克思理论解决的就是这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第二为什么总是出现经济危机。

这个定义是源自于世界银行的报告。这是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因为技术水平正常增长（制度、效益都包括在技术层面），但因为民粹主义，过度提高福利，使福利支出导致平均收入水平高于技术，这个时候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是入不敷出，随后就是金融危机，掉入陷阱。

我举一个例子，有些东南沿海企业转移到了越南。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看看那些在中等收入阶段停滞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的收入高于技术。

怎么指望一个落后国家刚从低端收入走出来，刚有了二三十年的发展，就必须要马上获得高新技术，马上获得高级创造力？不可能、不现实。大家通常的说法是一个国家虽然收入到了中等，但由于体制的限制、各种问题没有解决，生产力提高的速度放缓。

就像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也没高新科技，就是挣中等收入的钱，干着中等技术的活。非低即高，没有中间路可走。还有一方面是因为收入正常增长，但由于某种原因，社会政治动荡，结果导致技术水平、制度的效率下降，生产力受到影响。现实当中，韩国有几个公司，LG、三星等等，代表世界最高水平，但多数企业也不是最高的。

否则，倘若是中等收入，挣的是中等技术的钱，其生产力、竞争力也是中等的状态，挣中等收入的钱有什么不对，为什么会掉入陷阱？ 经济学的基本道理，边际劳动生产率等于边际工资水平，这就不会有问题。我说你的定义假定是不存在中等技术，认为天下的技术就是跳跃式的，要么是低端技术，要么是高端技术。

因为中等收入，失去了与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不下去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内生于政府行为。

这种荫庇使得本来作为国债性质的盐引成为了国家与大商人之间官督商办的纲法。美国学者罗溥洛就指出，立法占整个经济制度的极少部分，正式制度供给严重短缺。

工业革命后，西方社会产出增长率开始超越人口增长速度，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和生活质量明显改善，西方社会由此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明代中国尽管有了以盐引为交易对象的金融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却缺乏效率，盐引交易被朝中的权贵所掌控，无法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从而无法为大规模生产提供资金需要，中国也就无法爆发工业革命。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极其重视中央集权的加强，对国家力量的崇尚恐怕到了无人望其项背的地步，这种理念反映在经济生活中，就是以国家力量取代市场力量，所以，中国历史上经济的盛与衰，都与国家有直接而重要的联系。熊波特认为，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源动力在于创新活动。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国家是一个有规模经济性质的暴力组织，并由此成为产权界定的主体。同时，也为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的长期制度变迁的逻辑及其对经济绩效产生的影响提供一个逻辑一致的研究框架。

中华帝国的官僚机构尽管精致繁复，但他从未确立过几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政策。晚明盐引市场的凋弊不但限制了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而且妨碍了民间金融创新活动和有效资本市场的建立，从而抑制了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使投资额不能达到经济起飞和保持长期经济增长所必需的限度，导致长期经济增长的停滞。

既然国家成为产权制度决定的主体，那么按照经济制度与经济效率的顺向逻辑，国家就必然要对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状况负全部的责任。作为国际货币，白银代表着一种兑现财富的能力，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为此要输出社会大众的基本生存资源，这意味着，白银流入中国越多，中国民众赖以维持基本生存的资源流失就越多，经济发展速度无法超越人口自然增长率，陷入了马尔萨斯陷阱，而西方则爆发了工业革命，成功地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由此产生了中西大分流。